文化突显　文学淡出

1999年，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文学期刊界经历了重新选择读者、重新调整思路的阶段后，正以新的姿态迈进下一个年度。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已经见到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期刊。

面对这些新的期刊，读者的第一个感觉是今年是期刊改革最为集中的一年，也许是去年大家已经预感到了期刊界的严峻形势，所有的期刊都在寻求变革。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早已是文学期刊界的共识。一月份是大量期刊集中和读者见面的时候，读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刊物都发生了变化。去年岁末，传来《小说》、《漓江》、《昆仑》等大型文学期刊停刊的消息，可能使类似的刊物感觉到了自己生存的危机，所以在期刊改革的思路上，各家老总基本上都在寻求一种更为开阔的办刊方式，从一月份面世的大部分文学期刊来看，我们可以用“文化突显，文学淡出”八个字来概括。也就是说，在改版后的文学刊物中，以往那种纯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几大块的格局已经完全被打破了。代之而出现的是各种跨文体的写作受到了各大期刊的青睐。文学期刊界那几个以先锋为特色的刊物如《花城》、《大家》、《山花》、《作家》等，都在今年第一期上直接使用了“跨文体写作”这一旗号，河南的《莽原》在开本变化以后，也选择了“跨文体”写作来为刊物壮大声势。这种“跨文体”写作的形式已经很难用过去的题材来概括了。《上海文学》在主编周介人先生英年早逝后，由评论家蔡翔先生以执行副主编身份主持该刊，今年的《上海文学》新设“思想笔记”和“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两个栏目，加大了刊物的文化色彩。《北京文学》依然是浩然主编，执行主编是老三届出身的章德宁女士，去年的《北京文学》的思想锋芒已让知识界刮目相看，今年更是不凡，第一期的主打内容是余杰有关昆德拉和哈维尔的论述，更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是重新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青年文学》今年由少壮评论家李师东出任主编，给刊物带来了不少生机。新设的“世纪之间”不惜篇幅刊出了李辉和著名“文革”研究专家徐友渔的对话《历史研究不能留下空白》，另外还增加了一个名为“新观察”的栏目，首期刊出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杂论《治水·治国》。

今年文学期刊界的另一特点是过去发行量较好的刊物在改版方面非常谨慎，比如号称文学界四大名旦的《收获》、《十月》、《花城》、《当代》以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变化都不很大。变化最大的是天津的《小说家》和山西的《黄河》。《小说家》由作家闻树国主编，已经完全改变了办刊思路，第一期的主题是“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结帐”，整体来看，小说已经是叨陪末座了，代之而来的是学者的论文，计有崔道怡、洪治纲的“中国小说奖批评”两篇文章，孟繁华的《学术体制与学者的地位》和谢泳的《储安平评传》等等。